而法者，禁于已然之后。

一方面落实在礼节立身行为的具体人生实践中。如何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点，是历来思想家所思考的严肃问题。

可以说，抽象于道，形之于德是老子学说的基本理路，由此而使老子之道具有了价值论的意义。孔子论仁，强调社会的应然状态。所以上德如大象，执大象则天下往。可见，孔子建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修养、礼仪规范、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抽象性原则，始终落实在博爱与正己、自由与规范、精神与生活之间。孔子之仁以社会之道为理论指向，其社会价值观与抽象哲学观也无判然界限。

以学养性，行循自然，切忌玩物丧志。（《老子》第三八章）上德不关乎外在规范，而发诸至纯至真之性，是无心为之的生命自觉，故不德而德——无道德之名，却有道德之实。王夫之针对修道之谓教说： 圣人修道以立教。

成己、成物的核心都在于诚，在于真实无妄。《论语·颜渊》引《小雅·我行其野》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。但是，郑玄说：动，动人心也。朱熹声言，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。

云古文作明，则图片非古文也。圣贤都可以循之以入圣境。

有心乎动，动而不息，虽文有小大之差，然未有不变者也，故曰动则变。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（《中庸》）中，明都是通晓之义。对于成己何以为仁，成物何以为知？朱熹没有解释。王夫之的深层意思是，只有圣人率性而行才是道，而常人率性而行不是道。

成玄英疏谓，诚，实也。圣人从欲率性，因为圣人的欲无私无偏，与性合一。孔颖达没有看到成己成物中，有一呵护生意的贯穿，当然其疏也是胡乱躐等。孔颖达显然不明白，诚既为天道，则自然顺性而成，不假外力或学思。

能通其变，则圆神无滞。五、对郑玄和朱熹等人注疏的评论 基于我们对诚明的含义和关系的理解，我们顺便检视一下以往的注解。

其所谓的徙义、通变则是入神知化的境界。正因为朱熹将自明诚，谓之教视作贤人之学，他认为这句话与修道之谓教不同。

圣之所明者，贤者得之而可以诚。其下文讲圣人以其喻乎己者得以列为礼、乐、刑、政使匹夫匹妇可以与知与能而尽其性，正是此意。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孔子说：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可见，智以扩充践行仁为内涵。于人事言之，有外有内，于万物言之，外内犹上下。所以钱穆有言：当知《中庸》诚字里面，便涵情的成分，所以只说实在尚包括不尽诚字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说，诚可以生明。柳下惠致和，为圣人之和。

这是说，一个人诚于一曲，以致于贯通全体的过程。秉心纯直，布行贞实也。

至诚是从性之全体上用功，最终达到孔子，圣之时者也，无可无不可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的境界，相当于朱熹所言的豁然贯通，以悟众物之表里精粗与吾心之全体大用。孔颖达更是认定曲为细小之事，说：言其贤人致行细小之事不能尽性，于细小之事能有至诚也。

道之不明也，就是道不能够被显扬。则体现出，诚信是坦诚无隐，完全地表白自己的内心。相比较，朱熹将曲解释作一偏，说：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，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极也。其二是： 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。

三、先秦典籍中的明 《说文解字》中，明作图片，照也。吕大临的大意是，诚于一偏之性而成德，就会形于外。

关于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君子修身，就是要实有仁义之德，不可以无有为有，所以诚之为贵。

小人无诚，则不能成事。合内外之道，就是统摄物我的道，更不必具体说到人事万物、天地上下。

也是不明白这里的明、动、变、化都是变自己，犹如蝉之自变自化，而不是变外物他人。然禀受之殊，虽圣贤不能免乎偏曲，清者偏于清，和者偏于和，皆所以偏为之道。圣人之德，只是个自然，不见得是生知，也可以是修为得来，如孔子十五志于学，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

孔颖达说： 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者，言人能有至诚之德，则自成就其身，故云诚者自成也。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

他说：致曲不贰，则德有定体。（《中庸》） 这里，至诚与高明是本体与发用的关系，就是说，有了至诚之本体，自然发展出高明的智慧。

成物之过程在于气与理共同造作。尧学于居畴，舜学于务成昭，禹学于西王国。